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介绍部分摘自：《东北师大学报》(哲学社会科学版)1996年第1期
注：找不到书籍封面
　　《新水浒》写梁山弟兄下山以后，各种新事业都被占尽，商界、学界、官界、军界、工界，都有人在。其中最突出的有神算子蒋敬与时迁合伙，在雄州金国租界开办忠义银行。蒋敬只有二万二千两资本，一年中却发行三四十万的钞票，又兼办储蓄，忠义银行的钞票，通行全国。雄州各外国银行群谋抵制之策，众议拒收中国钞票。忠义银行宣布倒闭，但蒋敬时迁二人已得五十万银逃之夭夭，倒霉的却是那些省吃俭用将钱存在银行中的普通百牲。
　　又有汤隆、刘唐办理铁路，借款风潮起，二人至东京，以死力争，方获着个部借部还结果。因争路颇得众望，举为公司总理、协理，乃仿宋江经营梁山之法经营铁路，果然成效显著。因心力交瘁，一再辞职，然各界函电交驰，谓“汤刘存，铁路存，汤刘亡，铁路亡，。铁路亡，江州亡，江州亡，中国亡”，二人只好留任，名声益著。不想汤刘二人的辞职，是从宋江处学来的，不过想装个文明面目，“骗起钱来亦较他人自易十倍”罢了。
　　一些文明的事业，也走了样子。林冲在东京充陆军学堂教习，为整顿学堂，“宽了不好，严了又不好，总是宽中带严，严中带宽”。吴用为其出主意道：“银子这件东西，天下的人没一个不喜欢的。我就把人家喜欢的东西去骗人家，就把人家喜欢的东西去管束人家，就把人家喜欢的东西去奖励人家”，办法是：“定几条章程，凡本学堂教员，薪资都以时光计算，每一小时若干价值，贵或一两，贱至三钱，逐日现付，不到扣除”；“凡教习所教学生一学期中进步异常快速，则年假暑假大考后，另外酌送酬劳费二十两、三十两以至四十两不等，进步迟慢者不给，如是则做教员的，没有一个不热心从事矣”。
　　宋江在济州城设立天灾筹赈公所，各处的人听说及时雨做了总董，以为是弊绝风清了，就把银子累千整百的捐将来。宋江借无名氏不落名、以赈款存放钱庄得利、以一报十以十报百等手段，大发其财，又得了好名声。
　　吴用以“目下报馆虽多，敢言的却一家没有”，开办“呼天日报”，“立异标新，不受官款，不受外款，不避权贵，不辞劳苦”，掊击时事。销路大畅，官场中传观色变。吴用深知“只消骂得利害，不怕他不来买”。果然，蔡九知府无可奈何，以二十万银子买下报馆，请归官办。吴用不但大大的赚了一注银子，而且所有办事人及主笔等悉照旧章，薪水还增加十分之三。
　　梁山中人.只有李逵“一味天真，不识些儿作伪。世路崎岖，人情叵测，他都不晓，只道天下人都似自己一般的直一般的真，这种人到新世界上来，怎么不吃亏？”
　　《新水浒》深刻地揭示了在新的条件下，道德和竞争的二律背反，尖锐地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，以效益和金钱为标尺的商业竞争激烈展开的情势下，是不是只有“利”才是唯一值得追求的，而“义”是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？道德的沦丧是不是经济发展的必要代价？陆士谔虽然没有说出他的观点，但他的感情倾向是十分明显的。李友琴在《新水浒总评》中说：“《新水浒》最爱关胜、徐宁、鲁智深、杨志，故决不肯使之下山；《新水浒》最爱李逵.故虽使之下山，必不肯列之优等，且不肯列之中等、下等，而必列之于劣等”，就是为了不让他所爱的英雄的善良的人性受到玷辱，用意可谓良苦。市场经济应是有规范的，这里既有法律的规范，也有道德的规范。从道德上讲，就是要正确处理“义”和“利”的矛盾。中国古代杰出的哲学家思想家荀子说：“先义而后利者荣，先利而后义者辱。荣者常通，辱者常穷。”社会上还有弱小者需要人们挺身而出，“见义勇为”去进行救助，公众还有许多有益的事业，需要人们慷慨解囊，“仗义硫时”去加以支援。从《新水浒》的反面，是否可以悟到这些道理来呢？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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